在9月10日，刘翔在上海体育局的去向有了新进展，他分享了一篇长文，透露早在9月1日就已经和体育局达成买断协议，并获得了49.4万元的买断费。自2015年4月7日退役以来，他的工资补助等累计到982935元，这些收入他全数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，用于西藏的泥石流救灾。刘翔强调，他之前发布长文并不是为了寻求“第三条路”，而是希望引起相关部门对退役运动员未来出路的重视，并为他们提供更多合适的选择。刘翔还透露，2015年退役后，他虽挂着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的名义，却没有实际工作，这样一挂就是11年。

直至今年8月份，巡视整改行动启动，体育局才与他沟通，要求他在继续留任和买断工龄之间做出选择。这时，体育局才意识到要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归宿。作为同样的体育界人物，刘翔和姚明在退役后的选择上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姚明在2011年退役时，直接联系上海体育局，清除自己的编制，获得了自主择业的补偿并顺利离开。之后，他收购了上海男篮，推动了职业联赛改革，并当选为中国篮球协会的主席，彻底与体制断绝了人事关系。

姚明选择主动清除编制，并非是为了创造安全的退路。退役时，他已在中国运动员中达到了商业价值的顶峰，即使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有多条发展道路。表面上看，姚明的决定似乎是放弃了保障，实则是跳出了体制的束缚。无论是职业化的球队收购，还是出任篮协主席推动改革，他都不受编制的限制，能够自由地发挥权力与履行责任。显而易见，他选择了一条完全市场化的道路。不意味着拥有编制就有后路，相反，它也起到了约束的作用，勇敢的人才会自愿剪断这种束缚。

刘翔所走的轨迹则极为不同。田径项目虽然有着广泛的个人影响力，但产业发展空间远没有篮球来得广阔。退役后，刘翔并未建立自己实际运营的商业帝国。他当初选择保留编制，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双方都默认的缓冲措施，当时并无一方想要马上做出最终决定。然而，谁也没有预料到，11年后政策收紧，且没有模糊的中间选择可以依靠。两人的不同选择实为对既定规则评估的差异。姚明意识到，体制规则就是“享受多少便利，就须承担多少约束”，因此他在权衡利弊后，选择短期的放弃以换取长期的自主权。

刘翔当年安置时，政策尚具灵活性，待遇和工作情况均可以协商。功勋运动员的成就自然无人会在意其出勤。可大环境下，编制管理愈发规范，巡视整改旨在查明“吃空饷”与“挂职不履职”的现象，全面统一清理，并非针对某位运动员。过去的弹性约定遇上当前的刚性需求，矛盾随之显露出来。双方皆感委屈，其实是因为规则的改变。关于“是否应尽早断开关系”的问题，并没有固定的答案。若真正有实力且希望创业的人，自然会主动清零，轻装上阵。而为了保留后路，继续保持编制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重要的是，要理清运动员退役后安置制度的具体内容。需从一开始就明确编制享受的待遇、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可能被清除的情况，避免留下模糊的空间。两条路径皆可选择，但最忌在决策时犹豫不决，十年后再谈会显得异常尴尬。